从此每月都有一笔奖金可拿。虽然不多,但我已经可以完全独立,不再给自己的父母增添负担。
有一天晚上在距离地面八十七米高的锅炉顶,我一手拎着对讲机等待同伴从总控制室发出的指令,一手扶着铁围栏,居然站着就睡着了。猛然,对讲机中传来的信号将我惊醒,低头向下一看,汗流浃背。
那个先天不足的电厂在九五年底第一次并网发电,比预计工期晚了两个多月。当将他移交给厂方后,所有工程人员,包括我们这些新来者都大声欢呼。我们庆贺自己终于有机会休息几天,但谁也没想到休息的时间如此之长。
九六年开始,本来不够用的电能突然供应过剩。于是,国家开始压缩电力建设项目。于是,作为刚刚为不再加班而欢呼的我,忽然发现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,而且不需要上班了。于是,每月工资单上再也没奖金这一栏,并且,因为单位正面临一次大的改革,人事部门“没时间”给我们这些新毕业生做工资表,我们依旧拿实习生月薪,每月实收二百五十六块七毛某分。
九六年在北京,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来肯定是捉襟见肘的。许多同事开始想办法,有的托关系调走,有的主动辞职。我个人则找了份业余时间的家教工作,每周三和周五骑着自行车,从广博学院骑到潘家园,风雨无阻。
总觉得,艰难时间很容易就熬过去。“难道国家还不发展了不成!”几个技术人员坐在一处,如是给自己打气。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,我所在部门终于接了些小项目,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兼职,每月总收入恢复到一千元上下。
九七年,我所在部门凭借关系拿到一个大项目,全员欢腾。但与此同时,上边传来消息,若干年内不再兴建电厂。
那一年前后,上边制定一条政策,“抓大放小”,母亲所在单位恰巧属于被放之列,以低于总资产十分之一的价格转卖给个人。随即,所有员工下岗,她的退休金从此没有了着落。
春节回家,我拍着胸脯向母亲保证,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三千元,足够拿一部分前来给她养老。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。她心疼的不是每月两百多元的退休金,她难过的是,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却白做了。她为这个国家工作了三十多年,年青时经常加班加点,当时,国家对她们说是为了“四化”奉献。她奉献过了,但所奉献的一切被扫到了桌子底下。
那一年,我记得了一句话,“忍受阵痛!”
那两年,大学学费翻了几番,我庆幸,我已经毕业了。
那两年,医疗费用增长了数倍,单位不再给非领导阶层的职工报销医疗费用,我庆幸,我年青,身体好。
数年后,我在西方的杂志上学到了一个名词,叫“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”。很多西方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,执政者会尝试着这样做。但他这样做的后果是,其决策者会被百姓轰下台,一如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华德和他所在的党派。
您知道阵痛有多痛么?您到底希望我们忍受多久?
为什么忍受阵痛的,不是你们自己?!
我知道,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。
待续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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