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这种向上升的路径确定下来,固定下来,百姓才会真正重视起社学,愿意将孩子送到社学中来。
事实上,开春时许多百姓宁愿自家的孩子种地当劳力,也不愿送到社学中来,还是张博志带人劝说了许久,说了无数的话和道理,这才让社学有了生机。
张博志走访过许多百姓,也了解过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学的原因,归纳为三类:
其一,劳力,干活。
五十亩地啊,生了娃不就是为了种地的,读书,那是啥东西,祖上八代都是农民,不是读书的料。
其二,学不出来。
天下学子无数,考试难度那么高,朝廷三年才取那么几百人,分散到全国,能有几个是移民的孩子?与其当个书呆子,还不如早点干活,存点钱娶亲生子,繁衍后代。
其三,心疼孩子。
说先生体罚孩子,鞭挞绳缚,若待拘囚。
这点张博志没办法反对,也反对不了,在洪武朝时,一些县州府学,包括国子监,对学生的体罚问题都是很严重的,国子监因为在京师,受到的关照最多,不过他们比较幸运,体罚不多,砍头的多……
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,出现了“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,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”的场景,不过这种问题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缓解,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从前,没空管教育这块。
为了彻底打消百姓顾虑,也为了规范社学,张博志、孙举文连同上百名“社师”,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,编写了一份《社学教条》,而这也成为了大明第一份规范社学发展的倡议公约。
在京师的朱允炆正翻看着《社学教条》,这是一份地方性公约性质的倡议,但此时此刻,朱允炆决定将其略作修改,形成朝廷文书,公之于众。
“这份《社学教条》是北平布政使张昺送来的,张博志、孙举文等先生倡主笔所作,其中内容解决了社学诸多问题,朕以为可行,你们看看。”
朱允炆对内阁解缙、国子监祭酒杨士奇、司业李-志刚三人问道。
解缙三人看过之后,连连点头。
杨士奇称赞:“此《社学教条》开篇明义,调理明晰,又以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为核心,适合社学学子。”
李-志刚表态支持:“国子监革制在先,天下府州县跟之,然许多地方社学依旧遵循洪武时期的规制是不妥的,当改弦易辙,对标县府学主张。”
解缙低着头审视着《社学教条》,肃然道:“张博志、孙举文主张遵循因材施教,视孩童实际而教学,不以教学而教学,是为大才,大智慧。”
朱允炆欣慰不已,道:“你们看其才,朕看其法。社学课表朕看过,虽有些宽松,然又贴合百信生活,须知许多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乡下已开始挑大梁了,黄昏准其课业结束,帮衬下家里,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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