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非之出新,在于将术治、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,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“三治法家”,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。法、术、势三说,此前皆有渊源: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,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,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。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,法、术、势三治说虽有不同,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,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。唯其如此,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,统呼之为法家。然则,这种笼统定名,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。在法家之中,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,谁也不会将法、术、势混为一谈。可以说,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,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。
唯其如此,韩非融三派为一家,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!
《韩非子》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:势治为根,法治为轴,术治为察。
先说势治。势者,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。位高则重,位卑则轻,是谓势也。自古治道经典,无不将“势”明确看作权位。《尚书·君陈》云:“无依势作威。”这个势,便是权位。法家言势,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,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。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,其基本理念推演是: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,没有权力运行,则不能治理国家;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,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;没有最高权力,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,是谓无势不成治。所以,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,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。
《慎子》云:“尧为匹夫,不能治三人。桀为天子,能乱天下。以此知势位之足恃,而贤者不足慕也……尧为隶属(治陶工匠)而施教,民不听,至于南面而王天下,令则行,禁则止。由是观之,贤智未足以服众,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。”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,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。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,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,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。正是为此,李悝、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,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,认为法律一旦确立,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,所谓举国一法、唯法是从,皆此意也。韩非之新,在于承认“势”是法治之源头条件,却又清醒地认为,仅仅依靠“势位”不足以明法治国,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,才能使国家大治。
《韩非子·难势》云:“夫势者,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。贤者拥势,则天下治。不肖者拥势,则天下乱……以势乱天下者多矣,以势治天下者寡矣!势之于治乱,本末有位也,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,其智浅矣!”
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。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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