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吏,穿越至如今风云际会的大发展的历史时机当口,拥有着超前认知的他,很难忍住为这片热忱的土地抛洒汗水与热血的内心悸动。
但如此宏大、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,薛明前世也没有机会参与,如同行家里手一样地主动提案,他也有些稍显稚嫩和力不从心。
而李司长这边,他毕竟是受限于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的正常人,潜意识中以稳为主的思想占了上风。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李司长来到改革委时间不长,之前的专业积累更多是在工业信息化的领域。
李司长能从一名长期主管工业信息化建设的领导,迅速破局,找到能源改革的突破口,在改革委这个主管全面经济工作的机关单位站稳脚跟,已经实属不易。
对工业信息化、互联网行业的政策规划,李司长可以信手拈来,但如今时移境迁,有工信部的领导诸公在,他也不好越俎代庖。
就这样别扭纠结地过了许久,地方提案已经收集完成。
如果在改革委层面,没有新的修改意见产生,那么这一次五年规划工作,李司长和薛明也就真正成了,只负责承上启下、信息传达的协调者了。
因为这个时期,地方提案都集中在改革委手里,地方的公关工作也都集中到了改革委领导身上,也是一种另类的跑部钱进。
无论公务会谈,还是会谈后的宴请,李司长都带上了薛明。
文山会海的材料战,远没有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更加高效和便利。
更何况不是所有省市都有这种攻关能力的,接触到的这些地方,往往意味着它的资源投入更大,提案的影响力也就更高。
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含的筛选机制。
前文中也有提到,地方经济发展其实有着浓重的互相竞赛的含义,即便这种竞赛并不完全公平。
时间是有成本的,虽然看不见,但在大发展时代,先行者的先发优势,往往会越发明显。
而且地方省市之间,各自优劣势不同,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,机遇差别很大。
因此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性规律下,薛明心中明白,在迎来送往的公关工作中,看到的大部分都会是捉对厮杀的情况,地方意见的竞争会是主旋律。
但经过数日的这种信息搜集之后,薛明发现了一条特殊的共性意见,仿佛超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,反对彼之反对的规律。
这条共性意见就是取消保证粮食产量的耕地保护红线,让地方不再受限,放开手脚,以土地资源搭建融资平台,各显身手,大力发展。
表达了这个意见的省市多达半数,并且范围很广,从中西部到东南沿海都有声音。
最奇怪的是,即便没有主动提出这项意见的省市,有些也隐隐有着学者和媒体的声援支持的声音。
他们提出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,完全不必守着之前的规则,限制今天的发展。
这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经济全球化,产业大分工,这些声音认为应该让粮食生产的工作,大部分转移到国外,从自产屯粮,转变成依赖进口。
他们自诩为改革开放的信徒,仿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接世界经济的必然结果,仿佛一切行业都要遵守这个规律,即便是粮食安全,这种安全的底线,也可突破。
薛明重生前并未进入核心机关,只从媒体电视中知道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大V,对粮食安全和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进行过大肆抨击,泼了不少脏水。
而熟知历史的薛明,自然更知道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以粮杀人灭国的战争手段。
所以他一直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公知,对其观点,嗤之以鼻。
如今薛明身处机关,权利中枢,迎头撞上了这个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和长远安全的历史性、决定性的问题,即便抛开阵营身份,只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华儿女,薛明也要只身入局,仗义执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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