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1986年的夏天,何海峰预言的经济硬着陆终于发生了。
当年的中国,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。一方面,国家放松了对地方的管辖权,允许地方拥有投资、外贸、劳动用工等权力;但另一方面,地方政府又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,最突出的一个特征,就在于其缺乏预算约束,不管花多少钱,最终都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。
有投资权利而且没有预算上的约束,从经济理论上说,地方的投资将趋于无穷大。在1985年的中国,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各种项目,在地方官员的脑子里,根本就不存在“缺钱”这样的概念。银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,它们不敢违逆地方官的指令,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,导致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范围。
何海峰曾向林振华说起过,一部分学者提出了软着陆的设想,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,各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压缩基建规模,使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。但事实上,这种设想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已,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,大家都希望别人压缩,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压缩中受益。当所有的人都这样思考问题时,经济学中著名的囚徒悖论就出现了,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热度持续上升,直至崩溃。
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很简单的,那就是资源的约束。预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,可以趋向无穷,但这些预算最终必须变成建设所需要的钢材、水泥。当这些物资无法保障的时候,庞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。在这个时候,市场上物价飞涨,外汇严重短缺,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无法进行生产,从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,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顿之中。
在其他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,汉华重工几乎是一枝独秀般地表现出了勃勃生机。
汉华家居公司以运动型自行车为主打,继续保持着在国际市场上的热销态势。在国内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,林振华采取以商养商的方法,用出口产品所获得的外汇,从国外购入原材料,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。
汉华化工设备公司的出口设备生产进展也非常顺利,在亚非拉各地,汉华重工同时铺开了六七个工地,一船船的设备漂洋过海,赚回大量的利润。由于这些工程的示范效应,一些后续的项目也陆续到来,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业务繁多带来的一个副作用,就是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。褚红阳和舒曼两口子成天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,和各地客商签订合同,以至于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褚红阳的父母为这事,没少埋怨林振华。
机床公司所生产的百余种机床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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